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一般对古代王朝的制度与文化进行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古代商业的研究就比较少，以至于现代很多人认为中原王朝是依靠小农经济维持整个体系的运转。
但如果我们真正去研究王朝的运转方式，我们就会知道，仅仅依靠小农经济，很难维持一个大的王朝的运转。更不要提还要进行一些大的基建项目、对外战争，以及进行一些文化的建设。
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够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贸易获得资本，推动整个体系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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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所以中原王朝给后来人一种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现象，主要还是因为中原王朝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贸易。
所以民间商业在发展上受到限制，形成了一种中原王朝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假象。
早在汉朝时期司马迁就把商业运行的方式很好地呈现出来，主要记载到了《史记·货值列传》之中。
我们从司马迁的著述，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汉王朝的商业构成，以及汉朝商业与手工业兴盛的真正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货值列传》是一部十分大胆，而且具有时代突破性的创作。我们知道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先锋”，也因为大胆阐述自己的观点，被施以宫刑。
在司马迁《货值列传》一书中，主要写出了各个地区的产出商品，还有曾经能够搅动风云的富商大贾，如范蠡、白圭等等。
在司马迁那个时代，汉朝以职业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也就是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个阶级。
士族最被社会所看重，农民次之，而手工业和商业最被社会所排斥。
手工业与商业被社会所排斥，一方面是汉族属于贵族时代，贵族掌握着王朝的真正权力，也就是贵族成为官僚和封地主。
贵族主要通过封地上的产出来获得利益，所以就需要重视农业，来维系自身的稳定。
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工业与商业，会影响王朝垄断型商业的发展。其实在秦朝与汉朝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商业已经十分发达。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个地方势力比较强大，而周天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而地方恰好需要进行商品贸易的往来，促进了商业的出现与发展。
在春秋时期，最早称霸的齐国，就是通过商业上的改革，迅速崛起的。
齐国的管仲留下的《管子》一书，就很清晰地表述出他对于商业的看法，以及对于商业改革的促进方式。
根据“《管子》记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他通过对齐国商业的改革，使得齐国最先强大起来。但齐国的改革有好处，也有坏处。
管仲通过对齐国商业改革，使得齐国十分富有，但其缺陷就是齐国主要还是以联盟为主，难以形成真正的势力扩张。
在齐国之后的晋国崛起，其根本上还是与齐国相差无几，只不过齐国的商业贸易以手工业，“渔盐”之利作为基础。
晋国是以他重要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几个大国的中间地区，形成贸易通道作为商业发展的基础。到了战国时代，晋朝分裂之后，形成赵、魏、韩三个小国。
这三个小国主要以商业为基础，形成比较强大的精锐部队。魏武卒、胡服骑射以及韩材士，韩、赵、魏通过花费重金培训特战部队的方式。
虽然能迅速增强国家战斗力，但其缺点就是难以形成普遍性，特种兵与特战部队被消耗之后，难以快速补充。
当韩、赵、魏三国在不断被战争之后，最终导致人才与资金难以维系，走向失败。而秦朝因为商鞅变法改革，形成了对整个体系的完善，最终击败六国完成统一。
在秦国统一之后，通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使得整个中原开始走向一体化。
由于秦朝只是建立起来王朝的制度，还没有形成王朝的文化，所以导致秦朝很早就失败。
到了汉朝之后的汉武帝时代，逐渐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开始形成文化王朝初级化。
从汉朝商业的发展来看，真正形成商业改革的并不是汉武帝，而是汉昭帝时期。
在汉昭帝之前，王朝各个地区其实还是以刘姓贵族为基础，贵族有很大权力，有自己的军队甚至还能私造货币。
所以在汉昭帝之前，因为中央系统没有统一的商业管理，所以商业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而在汉昭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
司马迁《货值列传》主要讲述了汉武帝之前的商业发展与变化，而在之后，个体商业逐渐落寞。
其主要原因还是王朝进行商业垄断，造成商业空间减少。
在秦朝完成了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以及文字统一之后，汉朝建立又通过汉朝君主对各个地方诸侯进行打压，到了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使得地方诸侯势力进一步衰落。
到了汉昭帝时期，皇帝掌控重要资源的基础已经达成，也就是皇帝通过权力的上升以及控制力的增强，可以把大宗商品贸易进行一定程度的垄断。
由于在汉朝，主要的大宗商品是盐与铁，所以汉昭帝决心进行改革。
在汉昭帝改革的过程中，有一场辩论十分重要，也就是《盐铁论》。在《盐铁论》中有两派进行辩论，分别是御史大夫与贤良人才进行辩论。
御史大夫支持皇帝对盐铁进行垄断贸易，从而提升皇帝对于王朝的控制力，使得国家更加稳定。
“筑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出自汉·桓宽《盐铁论·未通》
而贤良人才则主张传统，站在贵族这一方，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垄断贸易。
在整场辩论结束之后，汉昭帝其实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也就是以盐与铁进行不绝对的垄断，给贵族留下来一定的空间。
《盐铁论·本议》记文有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
汉武帝的“推恩令”发布的时间还比较短，还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地方贵族还是有一定的权力。
如果汉昭帝进行严格的贸易垄断，一方面可能会激怒地方贵族势力，形成混乱。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大量的走私，反而达不到效果。
所以实行一定程度的垄断，王朝皇帝获得大部分利益，而贵族和民间获得小部分利益，最终形成了汉昭帝之后的商业的格局。
汉昭帝放弃了一部分的利益，允许一部分贵族势力或者民间势力，对商业进行合理补充。王朝商业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私有制为补充的基本格局。在整个格局中，以王朝为代表的公有制，代表着基本的法度，形成了商业的基础。
王朝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王朝在获得更多利益的同时，也担负着社会基础建设、对外战争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义务。
而且因为有着民间商业的加入，使得社会整体在商业上也具备一定的活性，避免了一家独大，形成地方垄断，也促进商业有序发展。
中原王朝形成对外贸易的时间非常早，早在西汉时期，就与罗马形成了频繁的商业往来，也就是“丝绸之路”。
在汉朝，中原人称丝绸之路最终端的罗马为“大秦”，而罗马人称汉朝为“丝之国”。
罗马贵族十分喜爱汉朝的丝绸，汉朝的丝绸在罗马一度被争抢，导致汉朝丝绸在罗马的价格一度飙升到堪比黄金的价值。
在罗马，贵族以穿汉朝丝绸为身份的代表，尤其是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大帝，极为喜爱丝绸。每到重大节日，必会穿，从而在罗马形成一种追捧丝绸的风潮。
汉朝因为在前期张骞出使西域，形成最早的外交沟通与相互联盟方式，形成了后期贸易的基础。
在汉武帝时期，卫青与霍去病打败匈奴，证明了汉朝的强大，打通了西域，使得汉朝有了对外贸易的条件。
再加上汉昭帝进行盐铁专营，不仅使得王朝有了一定的资本进行发展与投资基础，而且能够统一对外贸易的口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也有很高的评价：“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
王朝通过垄断商业，获得更多利益，再对手工业与商业建设进行投资，又获得了对外贸易获得大量的资本，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使得中原商业与手工业发展更加迅速。
中原王朝之所以能够形成“丝绸之路”其主要还是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商业是以王朝统一口径进行，所以能够避免相互竞争造成的利益下降。
通过专属贸易，王朝获得更多的利益之后，使得王朝有了更多的基础建设发展，以及后续的手工业持续发展。
由于王朝对手工业进行投资，商品品质不断优化。所以商品占据优势地位，王朝通过商业就能很好地与外部势力维持关系，所以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商业联盟，避免了相互战争的同时，使得商业联盟之中的各个势力都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中原商业与手工业的繁荣，是因为中原王朝具有更加先进的制度与文化。
有了更加先进的制度与文化作为基础，才会产生更好的商品，有了更好的商品，形成更多的商业联盟，获得更多的利益。
使得王朝越来越形成一体化体系，所以中原王朝才能维系数千年的稳定与发展。
汉代商业与手工业的繁荣与发展，主要是因为在汉昭帝时期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贵族与民间势力共同存在的商业模式。
汉朝通过一定程度的垄断贸易，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把这些利益投送到社会基础建设、手工业投资发展以及维持军事实力上，形成了稳定的基础。
有了维持王朝稳定的基础，民间势力相互形成商业竞争，促进商业在一定规范内发展，保证了商业存在一定的活性，从而在汉朝形成了第一个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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